孙立哲：怀念我的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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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立哲
史铁生笔下的“法学教授的夫人”走了
单凭一份善良活出人生精彩
1943年前后的母亲
妈妈长期打坐修炼，没有病，就是吃得少没有力气。10月5日因为卡了一口反流的食物急诊住院，到了医院已经没有症状了。我6日去见妈妈，她坐在那里精神很好。我逗她：“是不是不认识我是谁了？”她说：“你是我的儿子。”我大笑一阵，随后把立谦从机场接来照顾妈妈，我按计划去欧洲参加毕业典礼。
没想到，刚到布鲁塞尔下飞机就接到立谦和侄子明明的电话，妈妈病危！细问才知道，住院医生看到妈妈的血钠值偏低，竟然从静脉给妈妈50多斤体重的身体输入了1900多毫升盐水，这是她平常每日食盐量的大约50倍！引起急性肺水肿和充血性心力衰竭。我电话告诉住院医师千万不要再输液体，肺水肿会加重。他说现在血压降低，循环不足，必须继续多输盐水。不知又继续输了多少……
刚刚出道的医生造成可怕的医疗事故，上级医生发现时已经无力回天。
孙立哲在重症监护室陪伴母亲
我10月9日回到母亲身边，她已经带上呼吸机不能说话了。身体里注入的盐实在太多了，口渴缺水，她在本子上用铅笔写大大的“水”字。
妈妈终于在10月14日走了。妈妈走得让人猝不及防，她最后和我说的一句话是：你是我的儿子。
不能忘了亲人的恩情，能帮就帮啊！
妈妈宠我。她曾和我说，妈妈生第一个孩子不懂如何教育，经常照着老一辈人管教孩子的方法，不打不成材，打你哥哥的嘴巴子，结果打得他只会念书不敢出头。我两岁的时候妈妈扬手要打我，我不知她只是吓唬，结果高高举起洗衣板向她砸过去。她抬头看见我瞪着眼睛要拿洗衣板砸她，大惊，小心赔了许多好话，以后见人就说，这孩子性格刚烈，不能惹。结果，我一生没有挨过母亲一次打。
妈妈从小保护我的好奇心。我说要当数学家，她说好啊你当吧。我看见邻居唐虔自己做天文望远镜，就说长大要当天文学家，她说好啊你当吧。我看见同学张励生做了上好的弹弓真把鸟打下来了，我说我要当修鞋匠，皮子可以做弹弓，妈妈犹豫了一下说，修鞋算了，还是修收音机吧。于是买了一个矿石收音机让我拆装。她鼓励我在各方面的兴趣，几乎从来不强迫我做我不喜欢的事情。母亲的宠爱造就了我的自尊心和自信心，我一生感谢母亲。
母亲与父亲于1943年成婚
妈妈的善良渗透在生活的细节里。父母家里都是大家庭，亲戚大都是农村人，就出来父亲这么一个教授。我懂事的时候正是50年代，记得妈妈天天念叨着日子等着发薪水，发薪水这天，就到邮局给父亲这边的亲戚汇钱，沈阳、大连、内蒙古等地都有。
发薪后的第一个星期天妈妈照例会带着我去城里锻库胡同18号，看年迈的姥姥和瘦弱气喘的七姨。每次去总是带着吃的，带着用的，带着钱。妈妈说： 姥姥没有收入，一直要养到老。七姨夫是人力车夫，得过结核病没有力气，常常不能出车，拉不来钱。家里穷，培新姐学习好也念不起大学，要帮啊。我看着妈妈悄悄地把15元钱给姥姥，用一个旧手帕包起来，放在姥姥大袄内面一个专门缝制的口袋里。还定期资助和姥姥住在一个炕上的钟玲表姐，她说钟玲的妈妈九姨从小带我，抗日期间流亡到昆明，五姨和五姨父留我住在家里又帮我找了工作，不能忘了亲人的恩情。
母亲与幼时的大哥在昆明
锻库胡同18号是个老北京传统的四合院，三进院杂住了十几家人，都是穷人。姥姥住在进院左手一个走道边的小屋里，没有窗子，黑洞洞的进去要揉一阵眼睛才看得见一条土炕一口水缸。妈妈每次都带我和姥姥挤在炕上一起睡，被子上一股浓重的霉气，现在想起来味道还蹿在鼻子里。七姨一家三口住在一个小耳房里，门口一辆硕大的人力洋车，进门是一张八仙桌和一条炕。拐角有个放杂物的空间，也能放一张小床，里面有佛龛香炉。妈妈信佛，去了先烧香。
七姨夫个高人凶，出车拉不回钱就骂人，有时还打我姨。全家都看他的脸色。每次大门外车轮响七姨就紧张，赶紧拿炉子上的开水壶往老式的高装圆形的茶壶里沏水，茶壶嘴和瓷茶杯都缺口破损。妈妈每次带我进城都先去王府井茶叶店，买二两或者三两花茶。妈妈赔着笑叫姐夫，把茶递上去，七姨夫见了脸上就有点笑容，说这几天不喝高末儿喝春浦的茶叶。听说随后几天骂七姨就少点儿。
1960年春，亲戚们穿上最好的衣服在锻库胡同18号门口合影
我最喜欢看七姨夫拆绑腿，长布条一圈一圈褪下来，右腿肚子上露出碗大一团青筋。我问这是什么？七姨夫说这是我的财神爷，挣钱全靠它。学了医才知道其实是严重的静脉曲张。七姨夫喝茶的坐姿也有派头，左腿脚着地，右腿蜷曲起来把脚蹬在椅子上，供着“财神爷”。
她心软，见不得别人有困难，忍不住，就把手里的钱给出去
妈妈没上过大学，算术不好，每天早上醒来先躺在床上算账。口中念念有词，怎么这个月钱又不够了，就让我帮着算。其实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她心软，见不得别人有困难，忍不住，就把手里的钱给出去。帮了别人，只好自己紧着过日子，到了月底还要和邻居朋友借钱度日，发了薪水赶快还上，然后又接着和我讨论下个月的预算。
家里每个月现金入不敷出，长期没有钱买新自行车，父母的自行车都是老旧的。我看着别的孩子滑冰，磨了两年，才花6块钱在寄卖部给我买了一双旧冰鞋。
1991年，母亲陪父亲在美国
妈妈在家实施统一领导，父亲完全没有财权，工资拿回来原样上缴，唯一抽烟用点钱。困难时期三级以上教授凭证每个月可以买两条牡丹烟或凤凰烟，妈妈嫌贵，经常降格只许爸爸买大前门或光荣牌香烟。爸爸好面子，把次烟拿出来装在好烟盒子里，后来干脆买了一个金属烟盒，好烟次烟各占半边，给同事朋友敬烟时拿好烟，自己抽次烟。有一次爸爸的老师，交大电机系主任严俊来清华看望爸爸，父亲向妈妈申请5元钱想请老师在成府小饭馆吃一顿饭，妈妈坚决不同意，说现在哪有钱下馆子，让他来家里我做炸酱面。爸爸在老师面前无法做人，这个事情一生中说了多次。
60年代初中国经济严重困难，东北农村的大姑和老姑都来清华投奔父亲。没有粮票，只好每天凌晨在清华南门外买高价的两面馒头或烧饼，每人限购两个。我大早起来先不上小学校，和姑姑们一前一后拉着衣襟在寒风中排长队，我也算一个人头买两个馒头。家中粮食不够，爸爸拿起铁锨带着我去圆明园收过的白薯地里再深挖一遍，俗称“倒白薯”，碰运气挖出薯须子蒸了吃。还用尿当肥料养小球藻喝，据说有营养。
就在这种自顾不暇的艰苦条件下，妈妈仍然全力帮助亲友。有一天回家，我看见床上一个小盆里有三十几个鸡蛋。那时人民普遍营养不良，流行浮肿病，鸡蛋绝对是稀罕吃食。原来是妈妈用粮票偷偷在黑市中换来的。妈妈把鸡蛋在床上摆出四小堆，一会儿又变为三小堆，最后变成一大堆一小堆。妈妈口中念叨，你爸爸和你们孩子还有机会吃，七姨怕是快吃不上了。我们周末带着鸡蛋去锻库胡同，给姥姥留了几个，剩下的都给了七姨。
七姨咳嗽吐了血，瘦得厉害没有精神说话。请来中医，说要吃中药，必须新鲜蜂蜜做药引子。那年头哪能弄到新鲜蜂蜜？！妈妈打听到南苑农场可能有，带着我坐长途汽车，又徒步很长时间，越走越荒凉，终于找到好心人，求情说好话，买来一小瓶蜂蜜。治了一段时间病还不见好，妈妈带七姨去协和医院做了气管镜检查，诊断为肺癌。西医说没治了，中医说麝香能治。妈妈又到处淘换麝香，终于辗转从东北搞到一个完整的麝香孢子。我陪着妈妈最后一次看见七姨时，她已经完全是皮包着一堆骨头，头朝里躺着，肩胛骨下方顶出来一个大肿瘤。
父亲回家伤心落泪，说“咱家孩子连个糖三角都吃不上，你每月多给自己家留点钱吧”
1970年秋天妈妈得到通知，让她带着12岁多的弟弟立谦去江西农场。我从陕北回京相送。临行前，妈妈说咱们去看舅舅。到了首钢医院，舅舅躺在一间大病房的一张床上，脖子上贴着纱布，身体明显消瘦。妈妈赶快带着我去问医生。医生先问是不是直系亲属，之后板着脸说：肺癌，锁骨上淋巴结转移。又加上一句，刚才接到通知，这个人政治有问题，今天出院回家吧。妈妈的眼泪登时就下来了。那时，癌症是不治之症，泪水不停地在她脸上流。最后她和姐姐商量，让我再到酒仙桥医院见习。
听说北京军区262医院出了治癌的新药，我和荣光表哥带舅舅去看，没想到进了大院先要在一张桌子上登记出身，出身不好不得就诊。我说就填职员成分吧，舅舅总是会计呀。表哥吓得连说不行，这不等于是欺骗组织吗？最后，只好在门口央求别的病人帮助多买点药，匀给舅舅几盒。我在苹果园舅舅家开始给他治疗，成为专职的“家庭医生”。连续三个月，几乎每天从酒仙桥医院倒三次公共汽车到石景山，从医院里偷偷带出消毒好的大注射器和长针头轮换着抽出舅舅的胸水，再把中药针剂打进他的胸腔，第二天一大早我再把针管还回医院。舅舅舅妈带着小女儿荣宁，天天晚上盼着我进门。我眼看着抽出的胸水从黄色变为淡红色，又变为浓稠的血色。舅舅于1971年2月6日在我的怀中去世。
“文革”前夕，姥姥在锻库18号滑了一跤，安然去世。妈妈说，幸亏没赶上“文革”，否则要受大罪。“文革”以后，七姨夫在房子后面的佛龛前上了吊，表姐培新中专毕业嫁了人，钟玲表姐与一位外地军人结婚远行。锻库胡同18号里曾经的笑声和孩子们的打闹声，还有亲人们相互关切的亲情与期盼，逐步消失在历史的迷茫里。
妈妈热心在外面帮助亲友，外松内紧家中经济困顿不被外人知。1961年搬入清华17公寓，粮食定量，饭票菜票锁在抽屉里贵若生命。每天只许买定量馒头和玉米糕，不许买糖三角，因为每个要加三分钱菜金。我看邻居方胜吃糖三角，馋得不行，就在妈妈开抽屉时偷走了一些饭票菜票。中午下学我和方胜边走边吃糖三角，突然抬头看见爸爸骑车过来，我撒腿就跑，最后被父亲逼在墙角问背后的手里藏的是什么！父亲看到我手上不过是吃了一半的糖三角，回家伤心得落泪，和妈妈说咱家的孩子连个糖三角都吃不上，你每月多给自己家留点钱吧。
我四岁的时候，在新林院大操场看见一个穷人，冬天穿着单裤，上身脏兮兮的薄棉袄露出棉花，寒风中瑟瑟发抖。我问他为什么不多穿点衣服？他说我穷家里没有。我想起每天睡前妈妈给我讲的各种古人做善事的故事，就说，你等等我家有。跑回家把衣柜里爸爸的一件大衣和一个棉背心卷在一个大包袱皮里拖到操场给了那个人。那时衣服缺少极其金贵，爸爸上班回来第二天要进城，让妈妈赶快找大衣。我偷偷告诉妈妈我送给没有衣服穿的人了。妈妈说啊这还得了！ 但是随后决定掩护我，向爸爸编了谎话： 大衣借给同事了，你先穿棉袄进城吧。
1962年从上海来了个30多岁的男人，爸爸说这是你三爷的儿子，叫叔叔。他们说话间我听出来，七七事变以后关内、关外断了交通，爸爸正在清华上大学没有钱，串着学生宿舍卖邮票度日，眼看断了顿。三爷卖了十三担粮食换成银元，托人冒着风险带到北京供爸爸上大学。叔叔说现在上海供应紧张，国家发了工业劵连肥皂都买不到。我知道我家的抽屉里藏着好几块肥皂，就悄悄都给了他。妈妈回来知道了没有说我，只是深深叹了口气，说咱家也要洗衣服啊。
最后，妈妈把我拉到爸爸面前说：“为了这可怜的孩子你就忍着活下去吧”
妈妈马春浦1921年生在吉林省伊通县农村，在家中排行最小，思想单纯并对生活充满激情和期待。七七事变后随流亡学生逃到关内，千辛万苦走到昆明后方，1943年在西南联大与父亲孙绍先结婚。父亲留美归国后全家一起回到北京清华大学，期待着参与新中国的建设，找到人生的价值，没想到其后的日子却充满了动荡。
我记忆中的第一件事。是我大约两岁时，睡梦中被家里嘈杂的叫喊声吵醒：妈妈已经不在床上，屋里屋外飞跑着。接着是五姨的大嗓门呼叫和窗外奔跑的脚步响。妈妈前几年讲到这次危机：是1953年，清华大学在“三反”“五反”运动期间要求每个教授“脱裤子割尾巴”“洗澡”，在大礼堂上台交代如何受到地主资本家的罪恶影响，轮流过关。
其他教授大部分是资本家或者财产殷实的地主出身，说得出许多奢华生活的细节。每个人都竭力举实例，于是纷纷过关。父亲的入学表格上虽然填着地主成分，但是自18岁离开农村来北京上学再也没回去，留下的记忆是放牛和念书，再就是记得我爷爷异常小气，吃发霉的饭，生活艰辛。妈妈说，这样写哪能过关，就帮助父亲整理其他地主出身的教授举出的各种故事，加以启发。父亲不愿意瞎编，一直准备不出“割尾巴”、“洗澡”发言稿，长期失眠造成精神恍惚，找各种借口拖到1953年。这期间，清华化学系主任、留美博士高崇熙不堪上台受辱，喝了氰化钾数秒钟毙命。
爸爸实在推诿不过只好昏昏沉沉走上台，没说几句，实在心里没底，突然精神崩溃大放悲声，边哭边喊：“我不配当教授，我要回家啊……”台下肃然。“整风”积极分子一声断喝：“你不割尾巴回什么家？难道还要回地主的家？！”父亲猛然清醒急中生智说：“我要回工人阶级的家，我要到城里拉三轮车改造自己。”爸爸在大庭广众之下受到人格羞辱，找不到出路，不想再活下去，回家吃了大量安眠药。在校医院由谢文焕医生洗胃救活之后，妈妈天天陪在边上劝说，最后，把我拉到爸爸面前说，看看你这孩子，为了这可怜的孩子你就忍着活下去吧。
经历无数摧折终成清华传奇
陕北村子里的乡亲晚辈专程来京行礼
公寓楼周边接二连三出事，父母在惊恐中度日如年
“文革”期间，教授公寓楼经常有红卫兵抄家，后来又陆续揪出许多人去“牛棚”劳改，打人和跳楼自杀的事件屡屡发生，爸爸吓得抓紧学习，每天认真阅读毛选和“红宝书”。
妈妈当时被政治运动整得精神高度紧张，思维混乱，回家发现父亲在“红宝书”上用钢笔标上了英文字，马上说这很像传单上宣传的现行反革命事件。对爸爸说，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你的话怎么敢和领袖的话写在一起！爸爸听了大惊，不知所措，一夜无眠。第二天蒙蒙亮，冲出家门要向校卫队自首。妈妈追出去把爸爸拉回来，说现在哪里还有校卫队？都是红卫兵啦。你去自首就是现行反革命，孩子还怎么活下去！爸爸找不到出路又不敢烧《红宝书》。妈妈说烧《红宝书》肯定是大罪，毁灭证据是罪上加罪。
爸爸大约一周时间无休无眠，在家里坐不住，从里屋走到外屋，从外屋走到里屋，思想打架内心撕裂，终于再次吃药自杀。好在这次吃了20多粒眠尔通，不够致死量，睡了两天又慢慢醒来。
妈妈感到风险日益逼近，周边一张无形的网正在收口。
妈妈同一个办公室的同事林洙嫁了梁思成，她的右派前夫程应铨也是与母亲熟悉的建筑系教授。他跳清华游泳池自杀，被我和胡晓明、陈冲发现。当我告诉妈妈我们拉出一条卷曲僵硬的尸体时，她脸上的肌肉不由自主地抖起来，面孔都变了形。
我同班同学陈虎的爸爸陈南平，是教授兼系里的小领导，说话顶撞了造反派，被拉到16公寓的高坡上对着自己家的窗户跪下，几个年轻人用鞭子和皮带轮流狠抽。陈教授忍着疼不叫唤，白背心被打成血染的碎片，眼看肉翻了出来。陈虎跑出家门，和我一起藏在楼前不远的玉米地里，面色惨白。我们听见皮带打在身上清脆的响声开始导出一声声惨叫，接着变为干嚎，声音终于渐次低下去。
邻居金希武教授有一把蒙古牧羊刀，是儿子金笠明“文革”前去内蒙古参加体育比赛组织上赠送的纪念品，金教授怕哪天被抄家的搜出来说不清楚，夜里带着小铁锨准备埋进圆明园的野地里。没想到坑没挖好被红卫兵巡夜抓个正着，连推带打被押回17公寓，哀嚎声和棍棒打在身上的啪啪声使深夜的空气跟着颤抖。
一天，两辆神秘的吉普车在深夜突然出现在我家门洞前，大灯扫醒惊恐不安的居者。从窗子里看出去，七八个神秘人从对门家里搬出一些文件物品，押走了与我们每天见面的老邻居。女的是留美归国的物理系教授，人称中国“居里夫人”的王明贞，男的叫俞启忠，北京农业大学教授。早上一开门，对门门框四周盖着红印的封条扑面而来，两位邻居好友突然人间蒸发，再无音信。不久有人传出话，说他们是台湾国防部长俞大维的亲戚，是暗藏很深的国民党特务。
公寓楼周边接二连三出事，父母在惊恐中度日如年。
史铁生后来依据妈妈的一段素材写了《法学教授及其夫人》
妈妈直觉灵敏，知道不能在家里等着出事，需要采取主动。可这时候妈妈脸上的肌肉出了大毛病，心里稍微紧张脸上的肉就跳动抽搐，抽得厉害时眼睛都睁不开。她说，什么也顾不上了，现在最重要的是紧跟形势。
妈妈经常去看大字报，积极参与“文革”活动。出门见了熟人，第一句话就问现在形势怎么样？去100米外的公寓食堂买饭，一个钟头也回不来，她和见到的熟人轮流讨论革命形势。高度恐惧与未来的不确定性使她产生了严重的神经质症状。
妈妈决定投身造反革命组织，参加清华教工组织“红教联”，充当蒯大富井冈山兵团的外围组织。她回家兴奋地告诉我，现在保卫蒯大富就是保卫毛主席。没想到，不久“红教联”倒台散伙，妈妈被判为反动组织的骨干分子，与陶德坚一起受到批判整肃，性质在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之间，全看是否能深刻认罪。妈妈每天日夜写检查交代材料，写了撕，撕了写。我也帮着出主意，想词儿。我们商量出的原则是：客观上犯严重错误对人民有罪，主观上无限热爱毛主席。可是多次上台认罪检查不过关，眼看妈妈头上生出缕缕白发，一下子衰老了许多。最后，在无限上纲式的深刻认罪检查终于获得通过、组织上决定按照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时，妈妈连呼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哭晕了过去。
史铁生后来据此素材写了第一篇在正式刊物上发表的文章《法学教授及其夫人》，妈妈的名字叫做“之死”，隐喻契诃夫的著名小说《小公务员之死》，小说中描写的小人物在恐惧中生生被吓死。
立谦掰下一小块包子给猪吃，妈妈连忙检查自己的不教之罪
1969年爸爸报名去江西鲤鱼州农场劳动改造，我和妈妈去北京站送行。爸爸认为这下可以脱离政治漩涡，离开清华这个是非之地，走向单纯的体力劳动生活。随后，妈妈和姐姐送我去延安插队，立博和嫂子成榕已经分配在沈阳和鞍山。
妈妈惦记每个子女，几乎每天给儿女写信、寄东西。有一次妈妈回北京由姐姐明慧安排在肿瘤医院开刀切除大半个胃，出院后张罗着给大哥大嫂寄猪油当营养品。猪油只有一罐，到底寄到鞍山还是沈阳呢？成榕怀孕需要营养，立博劳动辛苦体力不足，心中纠结，最后让我出主意，我说：“你寄给嫂子，信上写立博、成榕两个人的名字不就行了！”妈妈恍然大悟，连说“对对对，这样两个孩子都吃得上。”
出乎父亲所料，鲤鱼州农场并不是世外桃源，爸爸被认定历史反革命嫌疑，受到审查，逼供般的审问接踵而来。父亲的年轻同事蔡陆耀在审讯室窗外烧开水，听到屋内拍桌子声和凶狠的叫骂声： “顽固抵抗，拒不交代，死路一条！”爸爸近60岁年龄，没有尊严还有老脸，委屈得号啕大哭，实在受不了这种迫害，当晚又吃了整整一瓶安眠药。在药性发作前，爸爸想到妈妈的话，想到要为孩子坚持活下去，猛然起身推倒集体宿舍架子床前的小桌子，大喊：“我吃药了！”随即逐渐昏迷，被送到医务室洗胃。
妈妈这时带着12岁的立谦就在附近连队改造，与父亲不在一个连队不能见面。立谦幼小不懂事，吃饭时看着妈妈喂猪好玩儿，掰下一小块包子给猪吃，被人看见向上告发。给猪吃包子当然是反动资产阶级思想铁证，阶级斗争新动向。全场大喇叭广播批判，其他孩子见了立谦也奚落推搡欺负。妈妈连忙为他写检查，也检查自己的不教之罪。那时，立谦的肾炎还在慢性期，妈妈长期为此焦虑，加上孩子也成为资产阶级典型，雪上加霜。妈妈说立谦受了大刺激，现在头脑发育还不完整。
那次后来闻名全国的“土手术”之所以成功，背后是妈妈的神性护佑
这期间我正在延安插队。妈妈支持我当赤脚医生，给我买药买针灸针寄药寄书，特别是把家里存留的布票给了我让我买了两丈多白布。我按照在医院见习时看到的式样画给村里的婆姨，请她们照猫画虎裁缝出了手术衣和开口手术布单。
孙立哲下乡延安时的照片
我1969年4月送史铁生从乡下回京治病，偷了家里一个70元存折，用母亲印章取了钱到城里买了药和一些二手医疗器械，准备带到村里。妈妈和大表哥马荣骧翻箱倒柜找存折，我假装镇定作壁上观。妈妈去银行报失查询，看到取款单印鉴齐全，知道家中有内鬼。当时只有我一个人能拿到印鉴，妈妈高度怀疑是我干的。她问了我一句，我坚决否认，不了了之。
我又指使妈妈伪装成麻醉科医生，到八面槽医疗器械商店买了6根硬膜外麻醉导管。妈妈按照我多次踩点后总结的经验，对营业员说早上从通县县医院出来走得急忘了带介绍信，病人急需，介绍信下次再补。终于买了来，成为我日后在土窑洞里做大手术的重要用具。
妈妈去鲤鱼州下放后把我委托在姐姐家，明慧姐姐安排我在医院见习两次，大大开阔我的眼界，对我其后走过的赤脚医生道路起到关键作用。妈妈去江西鲤鱼州干校前把家里的全部存款200多元都留给姐姐，被我以各种同学聚餐生日礼品等名目要了出来，在城里旧货寄卖部买了医疗器械，装备关家庄医疗站。姐姐姐夫联名写信给妈妈，说弟弟太能花钱，数百元眼看用罄。妈妈回信说，这孩子在陕北太苦，让他花吧。妈妈和姐姐对我以及关家庄医疗站的成长起到关键作用。
孙立哲下乡延安当赤脚医生在窑洞里给农民动手术
我村党支书高凤刘的婆姨急性胃穿孔，病情危重必须马上手术治疗。驻队领导警告我不可妄为，出了医疗事故会进监狱。几个月前，高凤刘的亲弟弟因急性肠梗阻翻山越岭抬往医院死在路上，前车不远，这次他坚决要求我就地治疗，治不好死了认命。受到乡亲以命相许的信任与交托，我决定背水一战，就地开刀救人。
妈妈给我置办的种种器械和手术衣等物品都派上了用场。手术前重重困难也逐一克服：没有手术室，队里的公窑洞腾了出来；没有手术台，有村里木匠白宝生的木板床；没有高压消毒锅，老乡砌出一个大灶支起红白喜事的大蒸笼，铁匠薛生华抬来村里唯一的风箱；没有麻醉师，同村女知青冯镶自告奋勇量血压脉搏报告各种生命指征；没有无影灯，赤脚医生双手打起手电筒……
手术中并不顺利甚至险象环生：首先，硬膜外麻醉失败，临时改为腰麻。木板床不能调节体位。麻醉平面过高抑制了呼吸，还没有开刀就发生呼吸困难。调好麻醉体位打开肚子之后，一大堆肠子带着食物残渣争先恐后冒了出来，堵住刀口；慢慢塞回去把胃穿孔缝好以后麻醉又已经失效，腹肌紧张把刀口扯开缝都缝不上……手术后又接着闯过肠麻痹和腹腔感染两关，最终，一个年轻的生命得以挽救。我事后一直在想，我们对这一连串困难遇河有桥，见山让路，没有一万都是万一，居然没有出现偏差，除了知青伙伴和百姓的鼎力支持，背后必有高人加持，也许是妈妈不求回报的神性爱愿和对我的养育化作真诚的祈祷。
“立哲上了人民日报，你还不知道？！”由此可知她心里高兴的程度
这以后，关家庄的医疗活动一发不可收拾。我被选入延安知青赴京汇报团，1971年底回北京担任主讲成员。
汇报团到京当晚，人民日报记者拿着即将发表的特别报道文章清样给我看，告诉我“后天见报”。到了家看见刚刚从江西回来继续接受审查的爸爸，我的第一句话是“后天见报！”
孙立哲在给农民看病
两天以后，爸爸一大早就到邮局买了《人民日报》，果然看到大标题：《一个活跃在延安山区的赤脚医生》，儿子的名字赫然在报上出现，只是名字的喆字变成了哲字。他和妈妈关在屋里反复看，一边看一边互相说，这可是党报啊，这可是中央的声音啊！
出门以后，清华园许多人都知道了报上的消息，态度眼神话语明显转变。电机系和清华政工组不约而同停止了对父亲的审查。也许善有善报，否极泰来，妈妈支持儿子为贫苦农民看病，无意之中改变了爸妈的政治境遇。后来延安地委还请父亲作为知青家长代表去访问。村里老乡们排了长龙队请爸爸到家里吃饭。回来妈妈问爸爸见了儿子说了什么话。爸爸说，别提了，一天吃二十几顿饭，根本见不到儿子，晚上不知他什么时候回来，早上醒来他已经走了。
1975年父亲（左一）到延安看望孙立哲（左二）
妈妈简直喜不胜收，无法掩饰。清华园发小张克澄回忆，在路上碰见妈妈，问：立哲现在怎么样？妈妈退了一步，好像见到外星人。她的回答令人啼笑皆非：张克澄啊，你关不关心国家大事？看不看报啊？立哲上了人民日报，这可是党报，全中国都知道了，世界好多人都知道了，你还不知道？！话说得实在夸张，但她心里高兴的程度可见一斑。
不过好景不长，1976年我从唐山抗震救灾回到陕北，1977年突然患了亚急性肝坏死，全身黄成金丝猴，险些丧命。住了一年多医院，又被当作“四人帮爪牙”、“震派人物”拉回延安接受批判，同时劳改。
1980年代，史铁生和孙立哲
母亲从1977年开始为我治病天天来医院送吃的，找医生找药。后来又每天去史铁生家“上班”，与铁生、北玲、王立德、柳青等人策划上访营救。终于在1979年把我从延安救回北京，其中日夜揪心操劳，绝非笔墨可以形容。
艰苦创业中有妈妈的支持，简直没有办不成的事，必是母亲的善行感动上天
1982年到了美国，我们没有钱，还要养孩子。妈妈照看儿子声声，说用一次性尿布太贵，还是洗尿布吧。这期间妈妈最大的享受是周末去旧货市场和家庭杂品摊yard sale，garage sale找便宜旧货。看到一件衣服，就念叨着国内亲人的名字，这件五姨能穿，这件淑媛合适，这件给炳香，这大衣厚实，东北亲戚穿了暖和。妈妈惦记亲人，为他人着想已经成了生命的习惯。
右起:柏晓利、张少龙、史铁生、孙立哲母亲、孙立哲、孙捷声、孙婕妮。（美国，1997年)
那时美国家里来了许多亲友，生活困难，大家到处打工。我们在美国包饺子卖钱养家。手工太慢需要饺子机，妈妈通过赵德本叔叔在第一机床厂定做饺子机，又办理各种复杂的海关手续发运到美国。我们翻译需要买铅字打字机，妈妈到处找人买到了运到美国，又在国内买到了巨大沉重的光学照排机发运到美国。
美国的艰苦创业中有妈妈的支持，简直没有办不成的事情。这些事回忆起来匪夷所思，必是母亲的善行感动上天，神佛在天保佑。不过，爸爸和妈妈在美国没有享到什么福气，一直陪着我们工作奋斗，爸爸翻译校对，妈妈带孩子,他们做出的牺牲举一漏万，不可胜数。
2014年母亲与侄女在芝加哥
亲爱的妈妈，你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单凭一份善良活出了人生精彩，我们都为你骄傲。你为世间留下了真情，无数人都思念你。许多朋友和东北的亲戚们都来清华为你守灵，甚至我在陕北插队村子里的乡亲晚辈都专程来北京给你行礼。清华的朋友来信，说你是清华园里的奇人。你的儿女子孙心中留着你的精神，都努力上进。你的亲戚朋友受到你的鼓励和帮助，把你的音容笑貌和博爱心肠收藏在永远的记忆中。我们心里相信你已经走向通天之路，奔向人生永恒。
妈妈，你的爱心永在。你没有走远，你的消息一直伴随着我们。我们永远思念你！
孙立哲92 岁母亲马春浦手捧史铁生送的新作，她是史铁生小说〈法学教授及其夫人〉中教授夫人的原型。
“之死”在这里是一个专用词，那是法律系解教授和他夫人陈谜的外号，前者为“之死先生”，后者是“之死夫人”。就连他们的独生子也这样叫。两位老人也不免为之尴尬，但所幸的是只有熟人才这样叫，而且叫起来也并无恶意。
解教授身材高而且不瘦，脸上的表情总是很认真。他觉得自己一辈子不曾欺骗过任何人。他常说，他是研究“法”的，“法”就其维护真理、申张正义的本质来讲，是最光明正大的事业，从事这一事业的人，本身就不能有任何一点点欺骗行为。
陈谜个子小而且不胖，一张孩子般小而圆的脸上，布满了皱纹，看上去很善良。她认为自己一辈子不曾被任何人欺骗过。她常想。不欺骗人固然很好，但如果总觉着自己被人欺骗了，岂不把别人想得太坏？岂不也等于欺骗人？
曾有过一位朋友，向这两位老人借了三十元钱，不知是因为遗忘还是有意，竟一直没还。解教授皱皱眉毛，说：“这不好，三十元钱我们可以白送，如果他需要。但欺骗……不好。”陈谜立刻像受了什么冤屈似的反驳：“倘若人家有钱，人家就会还；人家不来还，就说明人家实在是有困难。你怎么能这样想？”解教授欣然同意了妻子的正直，并且由衷地感到惭愧。这以后，两位老人甚至不敢登那位朋友的家门了，因为怕人家以为是来讨帐，那样岂不既有被骗之嫌，又有骗人之嫌么？这是他们的独生子当笑话向别人讲的。
这样两位老人，何以竟有“之死”这样一个不好听的外号呢？据说那是在公元一千九百六十九年得来的。
在一个有风的下午，两位老人去参加一个斗争“走资派”的大会。原来的学校党委书记弯着腰在台上站了六个多小时，头上还流着血，血还把白头发染红了。陈谜看着看着，忍不住哭出了眼泪。散会后，在回家的路上，好心的同志对她说：“要是心里难受，就回家哭，在会场上哭，你真是老糊涂了。”陈谜顿时惊得站住，眼睛愣愣地瞪着，嘴里说道：“哎呀哎呀，啧啧啧……”仿佛彻悟了世间的一切。
待她总算走回家，把这事告诉了解教授，解教授平生第一次象作了贼似的看着妻子，半晌才说：“这，这可是明目张胆地同情……”两位老人晚饭没吃，觉也不睡，背着独生子，商量该如何澄清一下“事实”。
“你不能说你是想起了别的什么辛酸事么？”
“那不是欺骗吗？再说，那样人家会说你是不认真参加政治……你看我是不是说沙子迷了眼？”
“那也没人信，沙子怎么会一下子迷了两只眼，你不是两只眼睛都流了泪吗？……我看你可以说你有‘见风流泪’的毛病。”
“对对对！我年轻时还真有过‘见风流泪’的毛病，不过现在好了，不过这也就不算欺骗了。”
“你还得强调一下，你根本不是哭，确实是……”
“对对对……”
半夜，陈谜去敲了临时革委会主任的家门，对主任说，她年轻时就留下了“见风流泪”的毛病。本来她还想说，在斗争会上她根本不是哭，但灵机一动想到，那岂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就没说。主任莫名其妙了，以为陈谜年轻时留下的大约是“梦游”的毛病，便一直把她送回了家。
“她为什么一直送我回家？还总是这么紧拉着我？”陈谜对尚未睡下的解教授说。两位老人都心惊肉跳了。
天还没亮，陈谜又到了“造反司令部”门前。一个多小时以后，她对第一个来开门的造反派说，她年轻时留下的“见风流泪”病到今天确实还不见轻。那个造反派戴个黑边眼镜，仔细看了着陈谜因彻夜未眠而发红的眼，认为她定是走错了地方。因为校医院是在“造反司令部”的旁边，他把她指引到校医院的眼科门诊室去了。
“莫非真要让我检查眼睛？”她想着，在眼科门诊室前战战兢兢地徘徊，渐渐她感到半身麻木，头晕目眩，直到摔倒在地为止。
就这样，陈谜得了脑血栓，偏瘫了。看过契诃夫的小说《一个官员之死》的好心人，便给解教授夫妇取下了“之死”这样一个不好听的外号，并且不怀恶意地叫他们。陈谜听了感到尴尬，但却也感到幸运：没有追究她眼科检查的结果。从此以后，她处处谨慎小心。强令自己的感情紧跟形势，再没犯错误。解教授也为此事感到难堪。从那时起，他觉得在他与别人之间，别人与别人之间，甚至自己与自己之间，欺骗出现了。
一个不曾欺骗过任何人，一个不曾被任何人欺骗过，两位老人和谐地度过了几十年，活到了六十岁，活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这真正是个风雷激、云水怒的时代，一切都要变。
解教授在家里常常看着看着报纸便骂出声来：“狗屁不通！”可到了教研组的读报会上，却一言不发。他岂不是变了？变得欺骗了？有时，解教授的老朋友来家聊天，或是独生子的同学来家谈事。陈谜——她的半身不遂大有好转了——总是不厌其烦地说：“小点声，小点声，无论说什么都要小点声。”然后，她就战战兢兢地走上凉台，战战兢兢地四下张望。虽然四周什么事也没发生，但她战战兢兢的毛病算是留下了，那或许是半身不遂的后遗症。陈谜岂不是变了？变得多心了？独生子也变了，他有什么事都瞒着二老。他害怕二老的诚实。就是两位老人之间和谐的关系也变了，变得常拌嘴了。解教授说：“民族将亡，我还有什么可活！”陈谜央告：“你就小点声吧，老糊涂了？”解教授生气地拍桌子：“你才老糊涂呢！”陈谜便在床边愣愣地坐下，叹一口气，觉得世间的一切总不能彻悟。
一切都要变。到了一千九百七十六年春，一个巨变降临在解教授家：独生子——他们一向认为还是个孩子的独生子，在***事件中被抓进了监狱。解教授捶胸顿足地发怒，陈谜抽抽搭搭地啼哭。
解教授拍着桌子喊：“悼念周总理何罪之有？”
陈谜哆哆嗦嗦地关上窗户说：“哎呀哎呀，啧啧啧……你就小点声吧！”
解教授气愤地来回踱步：“宪法规定，人民有言论自由！有集会、游行的自由！这样抓人是违法的！”
陈谜坐在角落里：“哎呀哎呀，啧啧啧……可言论自由、集会和游行的自由只给人民，不给敌人呀，你不是也这么说嘛。”
解教授一愣，马上说：“我们的儿子不是人民吗？”
“可自从他在***自由言论了之后、自由集会了之后，人家就不承认他是人民了，还给不给他言论的自由、集会和游行的……也就难说了。”
“什么？”解教授完全愣住了。
“唉，这孩子真不听话！用自由的言论把言论的自由给弄丢了，要不自由言论，本来他可以永远言论自由，也就还是人民。可这自由言论了之后，之后，之后人家就有理了，你说人家这还违法吗？”陈谜巴望丈夫给她一个满意的回答。
但解教授一下子跌倒在椅子上，呆呆地望着妻子，默默地听着角落里的啜泣声。许久，许久，他一动不动。
陈谜害怕了，叫一声：“解……”
“谜，”解教授慢慢地说，“我教了一辈子法律，却一直没发现这个毛病。这毛病，就出在——什么样的人是人民，什么样的人是敌人，没有一个严谨的法律标准，而是由那些凌驾于法律之上，逍遥于法律之外的人说了算，法律在这儿成了装饰……给瞎子戴一副眼镜，给哑巴的嘴上吊一个扩音器，却要把能看的眼睛挖掉，把能说的嘴巴缝上……”
“你，住口！”陈谜腾地站起来，惊叫道，“你疯啦？儿子还没出来，你也想进去吗？你老糊涂了！”
解教授严肃地说：“不，我老明白了。你也并不糊涂，你是被法西斯式的镇压吓出毛病来了。”解教授平生第一次用负疚的目光看着妻子：“你被欺骗了，真的，欺骗你的，也有我。”
陈谜不说话了，她想：“再说下去，不知老头子会说出什么来，反正说什么也没用了，儿子毕竟是坐了牢，老头子要是再……”她战战兢兢地走上凉台，战战兢兢地四下张望。她那小而圆的脸上布满了恐惧的皱纹，因为她看见不远的地方有一个穿红衣服的人，那人要是听见老头子刚才说的话可怎么办？……这之后，解教授整天埋头于马列着作、毛主席着作以及其他参考书之中了，他开始重新研究他的“法”。陈谜埋怨他不关心儿子，他说：“这不是儿子一个人的事。”
这之后的若干天内，陈谜都是在战战兢兢和抽抽搭搭中度过的。她白天想儿子，夜里就梦见儿子，眼边的皱纹没有了，代之以一片发亮的红色。
有一天她梦见儿子被打断了腿，哭着喊妈妈。第二天，她决心写一封信说明儿子的情况。写什么呢？写儿子只是悼念周总理，并没干别的？不行，这岂不又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写儿子并没烧汽车，只是在一边看着？也不行，看着为什么不制止？要不，光写儿子不懂事？‘还是不行，不懂事怎么懂得反王张江姚？……再不，只写儿子身体不好，请别打得那么厉害？更不行，这岂不又成了明目张胆地同情？唉，可怎么写呢？再说，写给谁呢？写给毛主席？不行，怕落在江青手里。写给党中央？也不行，王张江姚正得势哪。写给市委？唉，***抓人打人，市委又不是不知道……她忽然眼睛一亮，写给法院！告那群坏蛋！但她的目光马上又黯淡了，目前的法院似乎只管离婚，政治案件只有刚才想过的那几个地方能管，可那又都不行。唉，怎么办呢？陈谜战战兢兢地走上凉台，望着蓝色的天空，她仿佛听见棍棒打在骨头上的声音，不由说道：“老天爷保佑吧！”待她说出这句话时，不由浑身一抖，心想：“这样的话我怎么竟在屋子外面说出了口？要是让别人听了去，会说我是宣传迷信的，会说我是妄图复辟封建……”她急忙翘首四望，不远处又是那个穿红衣服的人。陈谜小而圆的脸上出现了死人般的皱纹。她急忙跑回屋里，跑到解教授跟前，说：“哎呀哎呀，我刚才又说了一句错话，办了一件错事，而且，而且肯定被人听去，报，报告了。”一阵半身麻木头晕目眩，她的脑血管里又有了栓塞。
陈谜病倒了，住在医院里，在她神智最不清醒的时候，她也没呼唤过儿子，因为在她的大脑里铭刻着一个逻辑：真心话绝不可在家门以外的地方说。在她心里最明白的时候，她也总觉得自己是住在眼科病房里，人家要来检查她的“见风流泪”，新帐老帐要一起算了。无论解教授怎样安慰她，怎样向她解释，她都是将信将疑。
一切都在变，到了一千九百七十六年秋，似乎一切都已经变了。十月九日晚上，当解教授激动、兴奋地来到医院里，把那个好消息——“四人帮”被逮捕了——小声告诉陈谜的时候，她惊吓得赶紧捂住了丈夫的嘴。只是在值班护士向她证实了这一消息的时候，“她才把手从解教授的嘴上拿开，急切地要听下文。
陈谜已经有十几年没扑在丈夫怀里哭了，如今这老夫妻又重温了一次年轻的梦。她尽情地哭着，时而又象孩子那样擦着眼泪微笑。
陈谜抽抽搭搭地说：“哎呀，这回可有办法了，有办法了，儿子出来时我也出院。穿红衣服的……也不怕了。”
解教授紧捏着妻子的手，说：“这些日子我在偷偷地写一篇论文，题目是《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
陈谜又有些惊慌：“你可先别，先别瞎写什么哪，再看看……等儿子出来，就挺好的了，可别再……”
解教授听了，沉吟了许久，之后，不明不白地说了一句：“谜，我这辈子对不起你，不过我也是刚刚……我们有个好儿子。”
过了几天，陈谜的身体好多了，在一个有风的下午，她出来走走。风不知从哪里吹来了一句话，吹进了她的耳朵。她顿时惊得站住，眼睛愣愣地瞪着，嘴里说着：“哎呀哎呀，啧啧啧……”仿佛又一次彻悟了世间的一切。陈谜战战兢兢地溜出医院，战战兢兢地溜回家来。
“你怎么啦？”解教授赶紧扶住歪歪斜斜扑进家门的陈谜。
她哆哆嗦嗦地关上窗户，抽抽搭搭地说：“儿子恐怕还不是人民，我听人说了，在”四人帮“没打倒之前，儿子就自由言论……唉！‘四人帮’没打倒之前，自由言论之后……恐怕儿子还是‘反革命’。这之前……那之后……之前……之后……”
“之死！”解教授第一次说出了这两个字，而且是异常气愤地，而且是对着他的“之死夫人”。
陈谜却充耳不闻，急着说她的：“你可别写什么了，把写的烧了吧……”她冲到桌前，抓起写满字迹的稿纸，一看，上面竟也有“老天爷”三个字。
解教授让她回忆一下《国际歌》于是轻轻地唱道：“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然后又说：“也不靠老天爷。”
陈谜“啊！”地惊叫一声，向后倒去。
解教授抱住她的时候，她的目光正在黯淡下去，黯淡下去……“老天爷！”她喃喃地说，目光最后一闪，又象是希望着什么。
“之死夫人”带着她那胆小而混沌的灵魂死去了。“之死先生”再生了。解教授要用勇敢去扞卫诚实，要用民主和法制去扞卫真理。
死去的妻和狱中的儿，消灭的妖和还魂的鬼……怎样才能保证这一切不重演呢？——诸位看官，解教授为陈谜送葬的时候，想的就是这些。
( 一九七八年十月 史铁生）
文章来源：北京知青网、史铁生作品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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